2009年10月14日晚上，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在美国纽约美国亚洲协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来自中国的卢广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卢广近4年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用镜头纪录内地日趋严重，备受忽视的环境污染问题。让大家目睹中共建政 60年来经济实力「超英赶美」的同时，看一看中国的生态环境正面临灭顶之灾、人民的健康已遭到严重威胁，每年逾 70万人因污染死亡……

在 《中国的污染》中，卢广拍摄了许多人物，以下这一张，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像一位中国学者所说: 「照片上是一位在黄河边上放羊的老汉，但是背景中没有一只羊，只有污水横流的排水沟和寸草不生的土地。老汉忍受不了废水的强烈臭味，用手紧紧捂着鼻子。那双手比树皮还要粗糙，那张脸上满是悲苦。略带变形效果的面部大特写以及光线处理，使我几乎闻到了污水的呛人气味，下意识地也想捂上鼻子，并感到一阵窒息。』

 

 

说起他拍摄《《中国的污染》的缘起，卢广说某次赴内蒙古乌海市採访时，被恶劣环境吓呆了：「村子被工厂包围，刺鼻的臭味随着空气的流动四处蔓延，目光所到之处都是灰蒙蒙一片。突然村民们 看到我是拿相机的人，都拥过来向我诉苦喊寃，有的甚至跪下来……」。那一刻，他的心泛起阵痛，亦因此感受到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应履行社会责任。

在卢广的镜头下，一个个高耸冒着浓浓黑烟， 遮天盖日的烟筒，或一条条被垃圾覆盖的河流……以及那些遭受污染，而身体受到影响的镜头，更令人心寒胆颤。

正如他说：他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环境污染的真相，让大家都来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特别是让地方政府官员和污染源头的 企业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相片，以及受害群众因污染身患绝症的惨况，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些地方官员的观念，尽快从‘以环境换效益’的短视思维中 走出来，并提高防范意识。”

同时，卢广的这组获奖作品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大声疾呼。他的作品着眼于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作品震撼有力，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意义极为深刻。

小波以後，只看馮唐。

 

梁思成兄：

见信如面。

我最近常住香港。从你活着的时候到七十年代末，大陆和外界的联系只能通过这个小岛。钱把小岛挤得全是房子和人，也挤出来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单位城市面积上的丰富。

从香港荷里活道往北边的山下走，有个年轻人开的小店，不到十平方米，卖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日用旧货，120相机、拨盘电话、唱片机、收音机，从欧美的二线城市淘换来，集中在香港卖。因为不是荷里活道常卖的那些艺术品古董，所以也没有荷里活道那些成堆的和艺术无关的假货，开店的几个年轻人长得又鲜活生动，小伙子长得像有梦想的真的小伙子，小姑娘长得像有生命的真的小姑娘，所以不管有用没用，我常常买些零碎回去。

前两周买了一个七十年代通用电气出的调频调幅收音机带回北京，两块砖头大小，附带的电子表不准了，一天慢一个小时，而且电压需要转化到美国标准的110伏才能用，但是喇叭好，一个碗大的喇叭，FM调准了，满屋子的声音，听得人心里碗大的疤。2009年北京很热，夏老虎，秋母老虎，立秋之后，日头还是击毙很多比你还年轻很多的老头儿和老太太。开空调也难受。空调房间睡一晚上，醒来，全身的毛孔紧缩，受了腐刑似的。唯一舒服一点是在傍晚，在院子里，日头下了，月亮上了，热气有些退了，蚊子还没完全兴奋，周身一围凉风，插上那个通用电气的老收音机，喇叭里传出老歌：“霹雳一声震哪乾坤哪（女生背景跟唱：震哪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绅哪！”

你们那拨儿人在北京出没的时候，很多历史久远的东西就这样被打倒了，包括绅士。

这三十年来，有些被打倒的很快恢复了，比你那时候还繁茂，比如暗娼、赌场、帮会、250块一平米买地卖两万一平米商品房的土豪。1990年以后，商业理念强调协同效应和资本运作，为了创造规模效应，这一类被打倒的，再次翻身的时候，都是扯地连天的，暗娼比理发馆都多，赌场比旅店都多，帮会比学校都多，土豪比街道都多。

还有些被打倒的慢慢恢复了，但是基本被炒得只剩钱味了。有些猪开始重新在山里放养了，但是他们长大之后，眼神稍稍有点像野猪的，200克猪肉就敢卖500块钱。有些茶开始走俏了，你那时候生产的普洱茶七子饼随便能卖到好几万了，顾景舟一把泥壶，如果传承清楚，也随便卖到二、三十万了。有些人开始开始收集古董，八国联军抢走的东西慢慢坐飞机回来了，再抢一次中国人的钱，一把唐朝古琴的价格，在唐朝的时候，够买一个县城了。

还有些被打倒的，脚筋断绝，基本就再也没苏醒过来。比如你当时想留下来的北京城墙和牌楼。现在的北京是个伟大的混搭，东城像民国、西城像苏联、宣武像北朝鲜、崇文像香港新界、朝阳像火星暗面。比如中文。现在的中文作家大多擅长美容、驾车、唱歌、表演、公众演说、纵横辩论，和娱乐的暧昧关系远远大于和文字的亲密关系。十年一代人。懂得《史记》、《世说新语》、唐诗、《五灯会元》妙处的，一代人里面不会超过十个人，有能力创造出类似文字的，十代人里不会超过两、三个。比如大师。余秋雨、张艺谋、季羡林都被官府和群众认可，是大师了。比如名士。花上千万买辆意大利的跑车在北京开开，花几千万买张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杀猪画摆摆，就被媒体和群众认可，是名士了。比如才女。如果现在街面上这些才女叫才女，那么李清照、张爱玲、或者你老婆转世，你我需要为她们再造一个汉语名词。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绅士。

首先，没有“士”。近二十年出现一个互联网，天下所有的事情它都知道。互联网有搜索引擎，键入一个词，当今人们与之最熟悉的条目就最先蹦出来。键入“士”，最先蹦出来的是迪士尼乐园、摩根士丹利、多乐士油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的话，在三千条、两万里之外。大器，不争近期名利，坚毅，不怕一时得失，有使命，堪远任，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有几个“士”呢？你那时候，你愿意拿一条腿换一座北京城门的保存。现在，地产大鳄愿意为了亮丽的年度财务报表，把前门改造成斯坦福购物街。

其次，缺少“绅”。绅士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但是“绅”和钱不完全相关。“绅”包含柔软、退让、谦和、担当。明朝是个对于才情品质缺少足够敬畏的朝代，特别是在后期。明朝后期的王婆总结极品男人的标准，五个字：潘、驴、邓、小、闲。貌如潘安，屌壮如驴，富比邓通，服低做小，有闲陪你。其中的“小”，从某种意义上，接近绅士的 “绅”。合在一起，绅士就是一个强大的精神的小宇宙，外面罩着一个人事练达、淡定通透的世俗的外壳。

这是一个我公安干警按财富榜抓坏人的时代，这是一个我国有企业建厂30年就敢出60年陈酿二锅头的时代，让我从明城墙遗址公园畅想你那时北京城墙的美好，让我从刘德华和曾梵志畅想中国新绅士的滥觞吧。

我们有的是希望。遥祝老兄秋安。

冯唐

一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二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结出的总结性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普通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十四世纪，欧洲人并不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笔笔皆是。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三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四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陪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五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如果乾隆生活在汉朝或者唐朝，他也许无愧于伟大二字。因为那个时候，野蛮和贫困横行于整个地球。

然而，乾隆时代的世界，与汉唐已经截然不同。在乾隆出生以前，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全球化过程。

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地理大发现的完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频频叩打中国的大门。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十八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十八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进射出来。工农业产量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

十八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六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过地球。虽然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他却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七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一世的成就。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只要让全体中国人都“做稳了奴隶”，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横向对比十八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他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八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烛火遇到了太阳，一下子黯淡无光。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中国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在乾隆死去二百多年后，仍然有人连篇累牍地歌颂乾隆盛世的稳定和伟大，研究揣摩乾隆治术的高深。许多人仍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参考书目: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等  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06-01  

我看乾隆盛世  约翰.巴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1

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泰国经高换婷 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08-01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7-06-01

停滞的帝国  佩雷菲特 著王国卿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1993-05-01

 

天氣很好，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女孩和同學們在老師帶領下去參觀一間兒童康復院。

聽說可以見到很多和自己一樣大的小朋友，她很高興的。

康復院是新建的，很大，設施也很齊全。這些年來院裏的人丁越來越興旺。裏面住的是各樣病種的小朋友，腦癱的，智障的，自閉症的……

解散後，女孩很好奇，到處摸摸看看。院裏的孩子們也對突然出現的新面孔顯得很興奮，他們只能發出“啊……啊……衣……衣……”的聲音。

在操場一角陰暗的草叢裏，蹲著一個男孩，他看上去樣子很正常，穿著也很整潔——並不像其他的孩子——嘴裏納納地說著什麼。女孩發現了他。她悄悄走到男孩的身後，很好奇他在說什麼，跟誰說話。她走近了，看見長長的草葉上有一隻翠綠的大蜥蜴。

“它能聽見你說話嗎？”

男孩一動也沒動，好像沒有聽到她說話。

“你在跟它說什麼呢？”

男孩還是沒有反應。

“你跟它是朋友嗎？”小女孩提高了音量。

男孩回頭看了女孩一眼。目光很清澈，可是不帶任何感情。回頭繼續和蜥蜴說話。

女孩被嚇了一跳，因爲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目光。也許他不認識我吧。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嗎？”女孩繼續問。

男孩沉默，沒有理她……

“我們一起玩吧！”女孩覺得這個男孩很有趣，很大聲地對他說，然後拉著男孩跑出操場。

陽光很燦爛，可是刺得他的眼睛很痛，也許明耀的感覺對他已經太陌生。他用一隻手擋住眼睛，另一隻手大力甩開女孩的手，飛快地跑回草叢裏去。

女孩的臉被甩到了，留下一道紅紅的血印，呆呆地站在操場中間。

 

 

 

 

 

 

 

 

　　 首先我要声明，我一点也不怀疑陆川导演拍摄《南京！南京！》的诚意和努力，更不认为他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有任何恶意。他是一名爱国者，通过这部影片，他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对于国家、民族、历史的难得的责任感。同时，我不否认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毫不怀疑他的良知和同情心。
　　
　　就技术完成的程度而言，他在影像上做得很成功，对影像的掌控极其出色，影像细节很真实、很有质感，我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认真细致、精益求精。影片的音乐很精彩，有特点，运用精确。表演掌控到位，演员的表演没有明显的疏漏，有几处甚至可圈可点。
　　
　　 然而，我仍然认为《南京！南京！》是一部失败的作品。甚至，我基本上认为，《南京！南京！》是一部不好的电影。
　　
　　 我的理由主要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者虽然在态度上和主观故意上没有问题，但在创作方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使之成为了一部概念化的电影作品。只不过，与过去国产影片常常出现的概念化毛病相比，它不是那种一味表现日本人如何残暴的脸谱化的概念化，也不是一味强调要复仇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概念化。恰恰相反，它避免了过去电影中所有的那些可能出现的毛病。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这部电影却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姑且称这种极端为概念化的人道主义，想当然的人道主义，文艺腔的人道主义，无关现实的浪漫化的人道主义。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是一个创作思想的问题。这种滑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创作思想，使得《南京！南京！》虽然在细节上尽可能做到了真实，但在整体上却虚假，是精心拍摄的谎言，典型的伪现实主义作品。
　　
　　 我必须说，我跟陆川导演一样是爱国者，对国家民族的情感是强烈的。其次，我是一个艺术感受还算敏感的人（我是跟陆川导演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的硕士，他是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不是没心没肺之徒。但是说实话，我在影院两次看完《南京！南京！》之后，并没有受到多少感动。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既然我在观看半途中放弃了同时正在放映的英格玛•伯格曼影展，从电影资料馆匆匆赶到中影集团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的首日放映；既然我非常喜欢陆川导演的前一部影片《可可西里》；既然我对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的那次大屠杀一直是强烈关注并认真思考的；既然这部影片的制作是如此认真，导演和演员所投入的情感是如此显而易见，——那么，影片为什么却不但没有感动我，反而使我一直感觉到某种不安呢？
　　
　　 我觉得，可能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故事的主线上。尽管我曾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说，陆川不认为角川这条线是主线（因为他说日本人的戏还没占到三分之一篇幅），但我还是必须说，角川这条线毫无疑问是主线。整部电影基本上是以角川的视点来组织叙事的。角川完成了最为完整的灵魂自我救赎过程（且不论这种自我救赎是否可信），在整部影片中，他是心理冲突最剧烈的一个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否认角川是影片的灵魂人物呢？虽然在陆剑雄身上也承载了抵抗主题，在拉贝身上承载了人道主义主题，在小江和姜老师身上也承载了牺牲主题，在唐先生身上也承载了自我救赎主题，在百合子身上……承载了普通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的主题，但显然，导演在角川身上承载的主题是最为集中也最为沉重的：其中有人道主义，有牺牲，有自我救赎，更有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当日本低级军官角川蹲在野花盛开的南京郊外饮弹自尽时，影片迎来了最后的高潮，核心主题也就呼之欲出：战争是不人道的，文明会被战争摧残，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会被战争摧残，甚至连亲历战争残酷的战胜者也不得不为此自戕。因此，我认为，《南京！南京！》与以往的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于它的核心意图不在表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更不是为了煽动仇日情绪，而是表达在导演看来具有更高价值的反战主题。
　　
　　 问题在于，对于整个二战，对于越南战争，对于伊拉克战争，反战这个主题或许是一个具有更高的人道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主题，但是对于30万无辜民众遭到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野蛮残酷的屠戮的南京大屠杀来说，反战，是不是有些流于轻浮了？
　　
　　 假如，那30万亡灵此刻就站在我们面前，沉默着，看着我们，我们真的还会有勇气对他们说：你看，日本人其实也是人，他们虽然是侵略者，虽然不该杀你们这些身无寸铁的男人，不该强奸你们这些身世清白的女人，但是，他们其实也良心未泯，他们自己其实也挺痛苦的，他们甚至都痛苦到了必须自杀的地步。……我们这些艺术家，我们这些电影人，我们真的能够确认我们有如此勇气对面前的30万亡灵说出这番话？
　　
　　 反正，我是不敢。
　　
　　 我有敬畏之心。我不敢如此狂妄。在受难亡灵面前，我不能够有任何看法，任何主张，任何主义，任何我个人的认识。
　　
　　 否则可能就是大不敬。
　　
　　 退回1937年的南京。类似于角川饮弹自尽这一幕，曾经在当时发生过吗？如果发生过，发生过多少次？陆川导演以做资料扎实著称，据称为了拍摄这部影片查阅了很多资料，那么我特别想知道当时到底有多少日军官兵是因为对屠杀的残酷实在不堪忍受而自杀的。此前我也看过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或许没陆川导演多，但说实话，我不记得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时，很少一部分日军士兵确实有过不愿意杀平民的自我陈述，但是，这种意愿远远没有强烈到痛感活着比死亡更艰难，深感必须自杀以获得灵魂的自我救赎的地步。更普遍的情况与影片中描述的角川的心理情感轨迹是相反的：开始时不敢杀人也不想杀人，慢慢开始适应，后来开始享受杀人的过程，到最后就麻木了。至于后来有些老兵自杀，那是战争结束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原因也未必全都是良心不安。
　　
　　 既然如此，号称要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南京！南京！》，为什么却偏偏设计了这样一条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的叙事主线呢？为什么非要臆想出一个日军低级军官的心理挣扎和自我救赎的故事呢？
　　
　　 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可能导演认为这样处理更符合普世价值，在艺术上更有品味，层次更高，更牛逼（抱歉，我实在找不出更文明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心态，或者索性说是更伟大？）。如果非要说这算是人道主义，那么，我必须凭着自己本能的良知说：这是陈词滥调的人道主义，事不关己便作壁上观的人道主义。从纯粹的艺术创作角度来说，这是概念先行的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然这部影片突破了过去的某些固有模式，但同时也符合了当下的某种固有模式，展开的是当下主流价值观易于接受的某种格式化的想象。本质上，它仍然是一部概念化的作品，此概念化非彼概念化，但仍然是概念化。
　　
　　 《南京！南京！》这部影片帮助我们理解了以角川为代表的日军（别跟我说角川不是代表，他没代表性你大拍特拍他干什么？！）在屠杀过程中未泯的良心（我就奇怪了，既然良心未泯又怎么会发生那么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迫于无奈？可是明明他们杀人就是特别来劲的！），但无助于我们理解在战争中，恶，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讲，我以前在看相关资料时，始终萦绕心头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南京大屠杀？——我说的不是日本侵华战争产生的原因，这个很容易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是地缘的角度来解释。——我不理解的是：一个心智健全、受过教育，甚至很可能是已经为人父亲的成年人，他怎么就忍心把婴儿活活挑穿在自己刺刀的刀尖上呢？——他怎么就下得了这个手？
　　
　　 我觉得这里面必有人性的深渊，一个黑洞，一些我们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未必会随时代的变化而产生本质的变化，因为它们可能已经根植在人性幽暗的深处。拍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与其表现良心未泯的过程，还不如深究这样的一个问题更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我本人当时也是攻入南京城的胜利者之一，我会不会干出跟他们一样的事情来？！
　　
　　 我敢说，对于相当数量的一些人（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还是俄罗斯人）来说，答案或许应该是：未必不会。
　　
　　 其实这才是南京大屠杀深处的幽暗背景，最底下的源头。可惜，《南京！南京！》绕过了这个层面的东西，却花去主要精力探讨战争施害者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受害者的问题，因此不免显得有些轻浮和幼稚了。——当然，要是真往这个方向拍，可能审查的时候会有麻烦。这是另外一个向度的问题，本文略过不谈。就当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吧。
　　
　　 在中国电影史上，目前对于战争中的人性恶的问题探讨最为深入的一次却是完全没有战争场面的一部影片，那就是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很可惜，因为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闪耀着真正的理性光芒，充满勇气、毫不妥协、毫不沾沾自喜的杰出影片，却至今不能跟国内观众合法见面。——《鬼子来了》看起来甚至有喜剧色彩，骨子里却透着无比的冷静和自省，完全摆脱了文艺腔和格式化想象，人物心理刻画极其扎实，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杰作。《鬼子来了》完全是虚构的，没有任何原型背景真实事件之类的东西，但它却是真实的，因为姜文导演勇敢地探到了日本人国民性和中国人国民性的深处。它看起来甚至可能让很多中国人不舒服，但是，我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它的毫不留情的、决绝的真实才令人不舒服。
　　
　　 我至今还能很清晰地记得若干年前第一次看《鬼子来了》日本人跟中国村民联欢那场戏时的感觉：在中国人兴高采烈地跟日本人亲热的时候，我始终是紧张的，始终觉得日本人会跟中国人急，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是那日本人，我也会急了。这种感受，是真正的感同身受，能使人吓出一身冷汗。很遗憾，跟《鬼子来了》相比较，《南京！南京！》几乎只能算是一道甜点。《南京！南京！》里没有那样准确真实的细节，它的大多数细节都是似是而非的，可疑的，臆想出来的。比如，唐先生为什么要换那个不明身份的人（影片似乎没有明确交代那是一名军人，也可能是剪掉了）？角川为什么会动娶随军妓女百合子为妻的念头？为什么唐小妹在屠城之日还有心情教孩子唱戏（为了表现美好事物的脆弱？）？甚至打麻将（为了表现中国人坚韧的生存观念？）？刚刚被放生，应该还不明就里、惊魂未定的顺子和小豆子为什么会马上有心情采摘路边的野花戴在头上（为了表现某种希望？采花跟希望有何逻辑关系？赶紧逃到安全地带才是正事！）？甚至唐先生小女儿一句“外面是不是在放炮仗”都让我觉得实在不便接受。城市都被打得稀巴烂了，她还不明白那是在放枪？难道她此前一直活在真空里？不就是为了表现小孩子的天真烂漫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冲突吗？至于非得靠这种办法来表现吗？什么叫文艺腔，这就叫文艺腔。当然，最大的文艺腔莫过于还是角川的自杀了。
　　
　　 对不起，我的艺术观念也许很俗。但我必须说皇帝没穿衣服，我必须说：大家都是普通人，在什么情形下一个人应该干什么可能干什么，谁都会有自己的经验。人物不是为了艺术家的思想而活着的，它只为自己活着。艺术家没有权利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观念而拧巴人物，更不能为了创作上的刻意求新而主观臆断。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让作品显得更牛逼，那就更不对了。具体到这部电影来说，一个拍摄南京大屠杀的当代电影导演，再牛逼也牛逼不过那些为了保卫南京而牺牲的国军战士。如果他们现在能活过来，我们告诉他们这部电影是以某个日本兵不堪忍受屠杀的残酷因而精神崩溃甚而开枪自我了断作为重要内容（如果还不能说是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我猜想，我们获得的也许不会是鲜花和掌声，而更可能是大嘴巴子。
　　
　　 近日，看到媒体上很多人对《南京！南京！》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评价很高，我很高兴，说明大家都关心中国电影，都爱护电影市场，都希望陆川导演跟他的剧作工作人员的四年心血没有白费，都希望投资方能顺利收回投资并盈利以保证下一次的投入。这些心愿都是好的。我敬佩陆川导演的毅力、恒心和坚韧不拔，也欣赏他越来越成熟的调度掌控能力。如果这只是一部普通题材的商业电影，我绝不会因为影片中有我认为的这些不良创作倾向而写篇文章批评一番。但《南京！南京！》背后有30万亡灵，我想，他们或许是希望能够获得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尊重的。——至于说到艺术成就，最少最少还是应该去看看波兰斯基的《钢琴家》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再决定影史排行榜上的座次吧？至于那么急着办这件事吗？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阿多诺在1955年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了解阿多诺的主要哲学、美学思想，但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在我的粗浅理解中，这句话说的是艺术表达应该遵守某种自律性，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来进行诗意化的表现的。我认为，不能作为诗意化表达的材料的，既应该包括1940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应该包括1937年底的中国南京。
　　
　    2009年4月25日于立水桥

“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傅国涌

 [按：此文原是拙著《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部分，2005年1月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出版时，被全文删除。2007年10月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深处的误会》收入的也是经过删节的，这里是全文。傅斯年（1８９６－１９５０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恰逢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高涨，他和罗家伦等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在《新青年》发表许多文章，名动一时。1919年5月4日，他是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同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历史、数学和实验心理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代理北京学校长等，他主持安阳的考古发掘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义。1949年1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以炮轰炙手可热的权势豪门孔祥熙、宋子文，被誉为“傅大炮”。]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适的泪为何而洒？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屈万里回忆，他曾听说那时傅斯年身上经常带着安眠药，预备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1]，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夜难成寐，并不是为自杀而准备安眠药。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实际上这个决定11月就已作出。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其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语成谶。[图]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的。

 

一

台湾大学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时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将1945年光复之日算是校庆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时才迎来了第四次校庆。他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这不仅取决于他的干才，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了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的《国立台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议通过一年半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2] 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他说这些都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亦”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做去。[3]

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4]他深知，“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的好，决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5]

当然，“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6]所以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认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五四时代，他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时光，风云际会，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终于和师长陈独秀、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开创了新时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以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在他短暂的55年人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曾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前，他做过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并不是个生手。他有着让胡适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如今走进台大校园，还能找到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来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卫者，三十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湾大学时，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校长，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这些自由。所以他才会骄傲地对人说：“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与大陆情形不同，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对大陆之亲苏不同)，亦无‘大课’（大课是毛泽东主义）”。[8]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竽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12] 对有钱人子弟，以台大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认为这是浪费教育资源，退学固然不能禁止，但在发给证件上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规矩。10月12日发布的布告就是专门防止有钱人子弟“任意来去”的。[13]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14]“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阐述大学精神、他对大学见解的专书，因为事务繁忙，终究没有写成。但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观点。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15]“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16]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或“寻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番木瓜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是的是“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陆，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作到释迦牟尼或耶苏基督或林肯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19]

“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20]

 

 

二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是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学生左倾严重，校园里扭秧歌、撒传单时有发生，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据陈雪屏回忆当时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21]劳累过度成为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将他们拘捕，并进校抓人。据包天笑日记，这一天台北宣布戒严，“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对此，身为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无可奈何，为了保护学生，他当时的态度很明确。4月7日，台大行政会议上作出由校长本人向国民党当局接洽的决定（当时省主席为陈诚），提出四点要求：

一、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二、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三、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四、准许学校派人探视被捕学生。[22]

傅斯年不断地要求当局“依法处理”，也就是从法律途径上努力，他内心的痛苦旁人是无法体会的。当时国民党残余政权尚未迁台，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密，白色恐怖还没有正式揭开帷幕，岛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也和大陆一样此起彼伏，校园里跳起了秧歌舞，有学生还专门写下《为什么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烂漫。傅斯年却深知其中的险恶，他也曾协助国民党当局将一千多名左倾学生遣返大陆，功过是非，后人自可评说。有人说他的“可爱之处”是，他与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向蒋介石要经费，上一次草山（后改名阳明山）必满载而归。所以他曾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但他并不跟着国民党当局钳制学生的思想，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他始终都坚持校园内必须有自由的学风。“当时有位学生受累坐牢，即赖傅斯年营救得以伸冤。中研院史语所还保留了这位学生感谢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其他被捕学生有的说：‘当时傅斯年自北大带来的自由学风，就算有特务进了校园，也起不了作用。’”[23]

自由学风，无论到时候都会令人向往。当年的台大学子都相信那是他们的校长从老北大带来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种学风的可贵。一是傅斯年做校长那一年入学的台大学生可以不读三民主义，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谢世、钱思亮继任后，这都是不可想象的，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二是台大政治系教授萨孟武一直放言无忌，批评国民党的法统，播洒民主法治的种子，很多外系的学生都去他的课堂旁听，影响越出了校园外，连他的口头禅“因此他之故”也名闻遐迩，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对一代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孟武的言论自然让国民党当局头疼不已，因为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台大继续教下去，不用改变什么，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国民党的党团势力渗入台大，也就一切都变了。

傅斯年挺身保护学生的故事，在台大更是一直传为美谈。难怪在他身后很多年，有人这样说，读书人应该有一种骨气，“这种骨气，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后的历任台大校长身上找到了。”[24]

傅斯年和亦师亦友的胡适一贯主张表达意见要署真名实姓，表示负责任，因为我们要争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台大校园里出现了匿名的油印传单，以极丑的词句攻击训导主任，他发出布告，“须知匿名之事，即不负责任之表示；而丑言攻击，实非大学教育所能容。”“总之匿名传单，恶词攻击之风气，与良好之学校风习决不相容”。[25]

5月20日，他发布布告，台湾已宣布戒严，即进入战时状态，要学生注意：所有壁报必须由登记团体盖章才可张贴，其中文字如发生事故，由登记人负责。不得举行非学术性、游艺性、交际性的集会，即使是这类集会事先也要经训导处许可。但当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践踏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能。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26]

   7月11日，叶青在《民族报》发表公开信，攻击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优待共产党”，一是台大教授李齐[雨]野突然离开，未经系主任、院长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说是请假，传闻先到香港，后到大陆。另一副教授张则是办好了请假手续，送家眷去广州，校方仍发薪水。二是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台湾大学中有些院长和系主任还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把他们底院系变成共产党细菌的温床”。

面对这些不顾事实、罗织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报纸发表《傅斯年校长的声明》，一一予以驳斥，并断然表示“学校不兼警察任务”、“但是我不兼办警察，更不兼办特工”，这一声明义正词严，55年后依然有着金石般的回响，这是他对大学精神的捍卫。他与叶青的冲突主要就是因为如此，叶青信中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对于从共区逃出来的学者专家，应该尽量罗致”。傅斯年读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说：“我请教员，当然要依据标准，依据专业之精神，尤其是因台湾大学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台湾大学作为‘招贤纳士’之处，那真对不起国家了。招贤纳士与办学不能合为一事，国家要如此，可以另设机关，学校若如此，必糟无疑。”他最后表示：“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为同志，我的‘反共反苏’的徽号，本是共产党送我的，我也受之无愧，我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27]

在7月20日发表的《两件有关台湾大学的事》中，他继续说：“我不能一面办大学，一面‘招贤纳士’。‘招贤纳士’在国家有其必要，若是一个人去办，徒是培植自己的势力耳。这是我所绝对不取的。一个大学，兼办‘招贤纳士’，必致弄得不成样子，所以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之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28]

叶青又在《民族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发表声明反驳：“我与共产党之不能相容，因为我根本看不起共产党那一套作风（即方法）。反对共产党可以反对其目的，也可以反对其方法，苏共在列宁时代与斯太林时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变。大体上我并不反对列宁之目的而反对其方法，因为他的目的还有不少人道主义，而其方法则是马嘉维利主义。至于斯太林，则目的全是帝国主义，而其方法则是越变越利害的马嘉维利主义。自由主义的方法，绝不能毫无凭据，指人为共产党亦绝不能不重视在法律内的学术自由。”[29]

如他后来给远在法国的李书华信中所说：“弟到此办此一大学，真正上当，大概说来：（1）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2）弟在北大任内，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办事也有甚愉快处，此地是‘接受别人杂牌队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比如他请竺可桢、陈寅恪等都没有成功。[30]这封信写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节了，他重申“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与大陆情形不同，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对大陆之亲苏不同)，亦无‘大课’（大课是毛泽东主义）”[31]

当然，小到新生入学、盖学生宿舍、学校医院、接济大陆来台学生的“救济金”、解决困难学生“申请工读”等问题，作为校长，傅斯年也无时不牵挂在心。在他手里，台湾大学成为第一流的大学，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32]在孤岛当时的朝不保夕的大环境下，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33]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三

    傅斯年为什么会离开大陆，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无关系，以往我们曾听说，因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次长谈，临行前，毛还赠以手书“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1949年选择离开之际曾有过彷徨与犹豫，但从我现在见到的资料来看，似乎没有这样的迹象。正因为

这样，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论中才会点名唾骂傅斯年：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34]

他与共产党早在北伐时期就有过直接的接触，代表参政会访问延安，回来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当很多青年人成为激烈的左派，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过：“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他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35]

1月21日，蒋退李继，李马上展开了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希望傅也能出来帮忙，但他对和平根本不抱希望，所以给李写了一封信，由于全集没有收入这封信，我把它抄在下面：

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深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对多年掌兵符者， 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     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   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   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    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 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36]

他的这一立场是很明确的，一贯的，也是公开的，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放下幻想，准备斗争》的名文中，点了傅斯年的名。他认为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那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在他潸然泪下之后，等待他的是“不堪回首”。他所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湾大学的建设，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胡适、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11月20日问世的创刊号刊出了傅斯年的《自由与平等》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把“自由”抹杀，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的不平等”。

他分析说，“马克斯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共产主义这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他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所以他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

最后，他说：“没有经济平等，固然不能达到真正的政治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也决不能达到社会平等。……在‘自由’‘平等’不能理想的达到之前，与其要求绝对的‘平等’而受了骗，毋宁保持着相当大量的‘自由’，而暂时放弃一部分的经济平等。这样，将来还有奋斗的余地。”[38]

在苏联解体40多年前，他就作出了这些一针见血的论断，不能不让后人感叹。

12月5日，在作了一次《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苏联的认识，演讲词发表在12月20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三期。他说“马克斯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唯心唯物杂交的‘矛盾统一’的畸形产物，他硬把唯物论的名词，填进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架子里。列宁主义又是霸术大师马嘉维利与马克斯主义的混合物。史太林的神通更大，他竟能把马克斯、列宁、马嘉维利、沙皇的传统，来一个‘矛盾的统一’。……同时，史太林又向墨索里尼、希特勒学习了不少手法。原来法西斯主义，本是布尔雪维克共产主义的别派，墨索里尼也原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好同志。”[39]

“苏联这个国家有两大特质，第一便是中古的封建主义，加上东正教的御用思想统制。一国之内，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全国人民只许有一种信仰，马、列、史主义。这种政治不平等，思想不自由的现象，本是16世纪以来，人类要打倒的目标。苏联的第二个特质是独占资本帝国主义。苏联现在只有一个资本家，这个资本家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史太林。史太林不仅是全国政治主宰，亦如专制时‘朕即国家’的君主。同时，他还是唯一的资本家棵，从生产到分配，他可以为所欲为。史太林可以要工人‘自动’减薪；自动延长工作时间；‘自动’增强工作效率；举凡共产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尽了。总而言之，共产党本是近代文明中变态心理的产物，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40]

但他依然恪守着论政而不从政的底线，他可以为《自由中国》撰写锋芒的政论，但当胡适推荐他担负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时，他拒绝了，雷震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傅斯年不愿担任此工作。他虽然有政治上的见解，有些见解甚至不无时代的局限，对蒋的关系，类似传统的读书人对帝王的某种心态。蒋1950年复职“总统”，他曾在中央日报刊登贺电。但他终究只是一个读书人，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念书人的习气”，他的见解哪怕不对，在他也是出于至诚，完全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丝毫也不作伪，因此才充满了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浩然之气。他之炮轰孔、宋如此，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台湾大学也是如此，用他喜欢的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来到孤岛，他已抱定“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决心，所以才会心无旁婺地办台湾大学，将他最后的生命都投入进去。台湾大学在他手里迅速崛起，不是偶然的。

1950年12月20日，他在岛上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让胡适等与他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的知识分子悲痛不已，胡适称他是“人间在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有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